日本的意外伤害保险的条款中规定，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在意外事故中死亡的情况下，应该向保险金受益人支付死亡保险金。但是，如果被保险人是自杀的话，则可以“免责”，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可以不履行支付保险金的义务。可是，在实际生活中，有许多事故无法直接判断，被保险人是自杀，还是事故中意外死亡。日本法律规定，如果加入的是普通人寿保险，并且投保的时间在２年以上，只要排除故意诈骗保险金之嫌，就算是发生自杀事故，保险公司一般也会按照保险合同以及条款的规定支付死亡保险金。如果被保险人加入的是意外伤害保险，被保险人自杀，根据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的规定，保险公司则应免责。如果不是自杀，是意外事故，那么保险公司则应该支付死亡保险金。关键问题是自杀，还是意外死亡，举证责任该由谁承担呢?

　　事实概要：

　　Ａ(投保人，被保险人，本案原告)分别同Ｙ１、Ｙ２、Ｙ３、Ｙ４(保险公司，被告，简称“Ｙ等”)签订了６份意外伤害保险合同，死亡保险金总额为４．５亿日元(相当于日本人平均年收入的约５０倍)。保险期间为１年。保险金的受益人分别为Ｘ１、Ｘ２、Ｘ３(Ｘ１是Ａ的妻子，Ｘ２和Ｘ３是Ａ的子女，简称“Ｘ等”，原告。)

　　在加入保险后一个月，Ａ在建设工地上工作时，从屋顶的脚手架上坠地而亡。Ｘ等向Ｙ等提出支付保险金的要求。

　　Ｙ等拒绝了Ｘ等的要求。Ｘ等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Ｙ等支付保险合同规定的死亡保险金。

　　一审法院认定Ａ不是意外死亡，而是自杀，驳回了Ｘ等的请求。Ｘ等不服向高级法院提起控诉。

　　二审法院审理后认定Ａ的自杀嫌疑十分浓厚，同样驳回了Ｘ等的请求。Ｘ等不服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。

　　终审法院(最高法院)同样驳回了Ｘ等的请求。

　　简单评述：

　　１、三级法院判断不一，最高法院高瞻远瞩

　　一审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，明确的断定Ａ不是意外死亡，而是自杀。从审理情况来看，其举证责任是完全由保险人承担的，由保险人提供证据，证明被保险人不是死于非命，而是故意自杀。其理由是，被保险人所经营的公司，濒临破产，负有２．３亿日元的债务。并且，Ａ还在其他的人寿保险公司投了将近２６亿日元的人寿保险，每年支付的保费高达２２００万日元(相当于日本普通职员约３倍的年收入)。以此，断定Ａ的死亡是具有故意性，不存在偶然性。

　　而二审法院没有公开断定其死亡原因是自杀，仅仅是将其归结为“具有十分浓厚的自杀嫌疑”。

　　最高法院则更加灵活，没有直接对是“自杀还是事故中意外死亡”作结论，而是认为，如果对保险事故产生怀疑，怀疑事故的发生是基于被保险人故意行为时，对事故偶然性的举证责任，不应当由保险人承担。最高法院虽然没有直接下判断，但是它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，作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，也是对保险法学理论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法理解释，这就是举证责任的归属问题。它引起了保险实务界和保险法学理论界的重视。

　　２、意外伤害保险的三要素

　　在日本，意外伤害保险中支付保险金的根据是，保险事故必须具备三项要素，就是，保险事故的偶然性、外来性、急剧性。如果不具备这三要素的话，保险事故的发生只能被认定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故意而为。如果那样的话，保险公司有免责的权利，保险人不负有支付保险金的责任。

　　３、举证责任的归属

　　问题是，既然意外伤害保险不同于普通的人寿保险，强调偶然性、外来性、急剧性等三要素，而这三要素又是保险人履行支付保险金义务的基石。那么，举证责任的归属就显得十分重要。

　　在一般情况下，根据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的规定，保险人对保险金受益人提出的支付死亡保险金的请求，表示怀疑而拒绝支付保险金的话，则对其发生的保险事故的偶然性，负有举证责任。换通俗一点的话说，如果保险公司想拒付保险金的话，就必须拿出被保险人的死亡不是出于偶然，不是外来的，没有急剧性的证据。当然，这三个要素中间，问题最多的也是最有争议的是对偶然性的证明。

　　从日本的中、下级法院的判例来看，分为两种倾向。一种是倾向于保险人举证。有一部分的判例则要求保险金受益人举证。

　　但是，本案的情况却十分复杂，如果想从事故现场找到排除偶然性的可能是十分困难的。这种举证责任完全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的话，不具有公平合理性。因此，最高法院做出了上述判断。

　　笔者比较倾向于不是“一刀切”的理论。法律只能从众多的事例中找到十分抽象的法理来立法，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网罗所有的现象加以详尽地规定。因此，最高法院在进行判断时，也是十分重视这种比较特殊的现象。当保险人无法举证或没有可能进行举证的时候，尤其是对数量众多的重复保险并且超过常识的巨额投保，在客观事实存在着巨大道德风险的时候，完全由保险人来承担举证责任的话，有失公允。由此判定应该由保险金受益人来举证，是完全符合现代保险法理论的。

　　（中国保险报—沙银华）